时维农历五月初，公历已近六月。自四月二十五日扬州血火突围，恍然间已过七日。这七日，于赵高翔而言，漫长如七年。河滩上的篝火早已冷却，但那夜“赵千总”的虎皮大旗竖起时点燃的火焰，却并未熄灭，反而在这混乱绝望的世道里，如同磁石般吸引着无数失散的铁屑。

战乱期间，什么东西最多？那就是流民、溃兵。什么东西最重要，那就是粮食，为了有口吃的什么卖儿卖女，都是最正常不过的谋生手段。！

乱世人，真心不如狗！狗还有骨头肯，崇祯末年的老板姓，那是血泪史！

生活不易，赋税、口粮越来越重，起初，百姓们听说“闯王来了不纳粮”，纷纷欢欣鼓舞，以为终于能摆脱官府和地主的剥削。闯王的军队打着“均田免赋”的旗号，确实让一部分穷苦人看到了希望。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美好。

闯王的军队所到之处，地主大户的家产被洗劫一空，粮仓被搬空，金银被抢走。但这些地主原本是地方上的粮食储备者，他们的粮仓被抢，意味着整个地区的粮食供应体系崩溃。普通百姓虽然暂时不用交税，但地主家都没余粮了，老百姓又能从哪里得到粮食？

更糟糕的是，闯王的军队并非纯粹的“义军”，其中夹杂着大量流寇和饥民，他们打着“迎闯王”的旗号，实际上只是为了抢夺生存资源。很多老百姓的粮食被强行征收，甚至被直接抢走，导致原本就贫困的农民更加绝望。

闯王走了，带走的不仅是粮食，还有村里最精壮的青年——他们被征召入伍，要么战死沙场，要么从此杳无音信。留下的，是老弱妇孺和被洗劫一空的村庄。

闯王走了，官兵来了。

这些所谓的“官军”，比闯王的军队更加残暴。他们根本不管百姓死活，唯一的任务就是征粮。地方官员和将领们为了完成上头的指标，根本不管百姓手里有没有粮食，“你死不死无所谓，只要交粮食就行！”

没有粮食？那就交劳役，去帮官府运粮、修城墙、挖壕沟，累死饿死没人管。还是交不出来？那就交家里值钱的东西，锅碗瓢盆、衣服被子，甚至耕牛农具，统统被抢走。

更可怕的是，官军自己也抢。他们名义上是“保境安民”，实际上和土匪没什么区别。士兵们饥一顿饱一顿，抢不到粮食就洗劫村庄，甚至强奸妇女、屠杀百姓。

于是，百姓们开始后悔：“还不如跟着闯王一块走呢！”至少闯王抢完就走，官军却是长期压榨，直到把人逼死。

更糟糕的是，战场上溃败的士兵也成了灾难的一部分。

左梦庚、刘良佐这些明军将领的部队，在战场上被清军或农民军击败后，成建制地溃散。这些溃兵失去了军饷，失去了纪律，和土匪没什么两样。他们成群结队地游荡在乡间，抢粮食、拉壮丁、强奸妇女，甚至比土匪更凶残。

老百姓根本分不清他们是官军还是土匪——反正都一样，都是来抢的！

有些溃兵甚至直接投靠清军（即所谓的“建奴鞑子”），但更多的则是自己占山为王，成为新的土匪势力。他们四处流窜，所过之处，村庄被烧毁，百姓被屠杀。

如果说闯王、官军、溃兵的掠夺已经让百姓无法生存，那么清军（建奴鞑子）的入侵，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

清军南下，所到之处，比任何一支军队都更加残暴。他们不仅抢粮食，还强行拉壮丁，把青壮年男子抓走当奴隶，要么当苦力，要么直接送上战场送死。

更可怕的是，清军实行“剃发令”，强迫汉人剃发易服，不服从的就屠杀。于是，百姓们彻底绝望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横竖都是死！

在这样的绝境下，百姓们只有一个选择——逃！

于是，一群一群的难民向南走，三五成群，拖家带口，背着仅剩的破烂行李，一路乞讨，一路逃命。他们不知道南方是否安全，但至少留在原地必死无疑。

溃兵也跟着逃，那些不想投降清军的明军士兵，要么被清军追杀，要么自己溃散，也加入了难民的队伍。他们不敢回乡，不敢停留，只能跟着人流向南，希望能找到一个能活下去的地方。

左梦庚、刘良佐的部下，有些不愿意投降清军，也带着残兵败将南逃。他们骂骂咧咧地说：“要老子投靠鞑子？那是不可能的！哪里不能吃饭？向南走，至少还能活！”

但南方的路，真的好走吗？

闯王来了，地主被抢，百姓没粮。

官军来了，征粮征劳役，百姓被逼死。

溃兵来了，烧杀抢掠，比土匪还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