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汝元以雷霆之势拿下漕运参将吴天佑，确实在南京官场投下了一颗巨石。

一时间，各级官员噤若寒蝉，往日车水马龙的钦差行辕门前，也变得门可罗雀。

然而，这并非屈服，而是暴风雨前令人窒息的宁静。江南的反弹，并未以刀光剑影的形式出现，而是化为了更加隐蔽、却同样致命的“软抵抗”。

最先感受到压力的是林汝元带来的随员和协助他的少数非江南籍官员。他们发现，自己的政令几乎出不了行辕。

要求调阅地方历年田亩黄册，掌管档案的胥吏不是推说年代久远需要时间查找，就是送来的册籍残缺不全、字迹漫漶。

下令核查苏州织造局的账目，对方倒是十分配合，送来的账册堆满了整整三个房间，条目细碎如牛毛，数字繁复如天书，明显是要用海量的无效信息拖垮审计进度。

各地送往行辕的公文，格式“规范”，用词“恭谨”，但核心内容要么是空话连篇，要么是罗列各种“实际困难”——或是灾情频仍，或是民力疲敝，或是豪强阻挠。

总之，朝廷的新政（尤其是涉及清丈田亩、核定税基的部分）在地方上“寸步难行”，需要“徐徐图之”。

他们将对抗包装成执行中的“客观困难”，让林汝元空有尚方宝剑，却仿佛陷入了一团巨大的棉花中，无处着力。

市面上，无形的经济绞索开始收紧。林汝元行辕所需的日常用度，采购时屡屡遭遇“缺货”或“价格飞涨”一些与行辕有过接触的本地小商人，莫名受到同行排挤甚至威胁。

更隐晦的是，江南几大钱庄票号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对任何与“北边”尤其是与漕运新政有关的商业票据，审核变得异常严格，放款周期拖长，利率悄然上调。

这并非明目张胆的对抗，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与北方相关的资金流动和商业活动，试图从经济层面孤立林汝元。

与此同时，一股针对林汝元个人的舆论浊流开始在士林和市井间悄然蔓延。

不再是简单的污蔑其贪墨，而是更具迷惑性的论调：

“林钦差操之过切，不谙江南民情，恐激生变乱。”

“清丈田亩，实为与民争利，江南士绅乃国家根基，岂可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