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铮回信，指示他采取“区别对待”策略：对顽固抵抗的豪强，坚决打击，将其田产全部没收；

对态度暧昧或愿意合作的，可允许其保留部分田产，但必须接受屯田司的统一管理并缴纳赋税；

对普通佃户和流民，明确承诺屯田赋税低于以往地租，并提供种子、农具，承诺三年内田亩使用权稳定。

同时，陆铮从抄没的财产中拨出专款，在几个大的屯田区兴修小型水利，这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惠民措施，开始慢慢赢得部分民心。

但这过程缓慢而艰难，每一步都伴随着争斗和流血。

屯田清吏司就像一把插入旧有土地关系中的尖刀，每前进一分，都引发剧烈的疼痛和反弹。

江南

徐允爵等人返回江南后，朝廷“减免三成丝绢税”和“试点海贸”的承诺并未立即带来欢呼，反而引发了更深的忧虑和算计。

江南的官僚和巨商们看得很清楚，陆铮的新政核心是加强中央集权，与地方争利。今日的让步，是为了明日更彻底的掌控。

一场无声的经济反击开始了。

江南输往北方的漕粮和饷银，变得更加“拖延”和“损耗惊人”。

市面上开始流传各种谣言：朝廷国库已空，新发行的盐引可能作废；陆铮打算对江南富户征收“助饷捐”；

甚至传言朝廷要强行迁徙江南工匠充实荒芜的北方。

这些谣言导致江南物价波动，银根紧缩，商业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更隐晦的是，江南的商帮开始默契地减少与北方（尤其是与陆铮势力有关的方面）的贸易往来，试图从经济上扼住北京的咽喉。

一封来自江南心腹的密报放在陆铮案头，详细描述了这股暗流。

陆铮看完，面无表情，只是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手。

江南士绅盘根错节，控制着帝国的经济命脉，他们的反击，比十万大军更可怕。

“想用钱袋子勒死我？”陆铮眼中寒光一闪，“那就看看，是你们的钱袋子硬，还是我的刀快！”

陆铮意识到，必须尽快打破江南对财政的垄断。他脑海中浮现出几个模糊的计划：是否可以尝试开发北方自己的港口进行有限度的海运？

是否能利用锦衣卫的网络，建立一条绕过江南商帮的走私贸易线，从海外获取急需的物资（如硫磺、硝石、甚至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