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前修的是联邦的，现在修的是你们的，但做的事是一样的——保持联系。”一个名叫梅森的技术军士在汇报时说。

在机械厂里，曾经为宪政内阁制造装甲车的技工重新上岗，他们把旧型号改装成能适应复杂地形的突击车。

有的车辆还贴着旧军徽，没人去撕掉，工人们只是重新喷上油漆，写上新的编号。

这种融合并非没有摩擦。

许多美人解的干部对这些旧军官抱有戒心，担心他们只是暂时投靠。

但格洛丽亚的命令很明确：“不论他们来自哪里，现在都在我们这边。只要能战斗，他们就是同志。”

有一次，政治委员会的会议上，一位来自工会的代表提出疑虑：“他们信仰自由市场，我们信仰工人政权，这怎么共存？”

“在枪口下生存的时候，意识形态可以暂时放一边。等我们打垮了法西斯，再讨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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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西洋对岸，航线穿过了地中海的夜色。

那架从突尼斯起飞的旧式运输机上，坐着三十多名乘客，他们中有科学家、工程师，还有一些记者与学者。所有人都沉默地望着窗外，偶尔有婴儿的哭声在机舱里回荡。机长通过无线电向前方的航管请求入境许可时，声音几乎被风声掩去。

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命运相似——他们都曾在钢铁盟约占领的地区工作、研究或公开反对过极右翼的政策。有人被通缉，有人家园被毁。

逃亡的路线漫长而危险，穿越北非的沙漠和战乱地区，他们先到达中东，再由友好国家安排经地中海秘密航线前往苏俄。

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临时接待中心，工作人员整夜忙碌。机场跑道上的积雪被清理干净，一辆辆灰色军用卡车驶入接机区。舱门打开，寒气灌入，旅客一个接一个走下舷梯。负责接待的苏俄外交部官员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欢迎回到安全的地方。”

他们没有记者，没有闪光灯。大多数人只是被安排进一辆封闭的车厢，然后带往登记点。登记大厅的灯光微弱，空气中弥漫着消毒剂和冷金属的味道。

志愿者发放热茶和毛毯，几名医生轮流检查新来的人员，确认是否有人受伤或染病。

来自法国的核物理学家米歇尔被安排在队伍的前排。他曾在巴黎的研究所工作，如今只能背着一只破旧的行李箱。里面装着几本笔记和一块刻着家人名字的金属牌。登记官问他：“职业？”